李鉴秋——胸中一腔热血 指下风云激荡

【来源：武汉市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永恒的记忆》书籍】

        他为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排字工人的岗位上，为共产党的对敌宣传做出了默默奉献。1938年，日军轰炸武汉，李鉴秋与报社共存亡，和同志们一同牺牲在岗位上。
        1987年，洪湖市人民政府在长江外滩边修建了一座“‘新升隆’轮遇难烈士纪念碑”，邓颖超题写了“‘新升隆’轮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的碑词，陆定一也书写了“洪湖市燕子窝新升隆殉难烈士公墓”的墓碑词。
        这座烈士纪念碑、烈士公墓安静地矗立在长江边。每当浪花拍打在岸边发出“哗哗”声时，似乎是纪念碑正向人们诉说着它背后，一段中华儿女为保卫武汉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血泪故事。
        1998年，为使碑身免受洪水侵蚀，燕窝镇委、镇政府将纪念碑移建于新升隆小学内，并制定了相关措施，加强墓碑的管理和保护。至此，25位烈士的英魂得以安眠。
        1938年10月，武汉大会战后，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迁都重庆。10月22日下午4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租用“新升隆”号轮船，时任“八办”负责人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带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武汉，向重庆转移。
        第二天下午3时半左右，四架日军飞机从长江对岸飞临上空，对轮船疯狂轰炸。除部分乘客成功逃生外，有近80人伤亡。包括李鉴秋在内的《新华日报》16位记者、编辑，“八办”9位同志共25人不幸遇难。
        今年已82岁的赵唤民，身体状况不太好，很久没去纪念碑了。每当逝去岁月的记忆闯入心房，他只能拿出一些报刊资料怀念父亲：“在我六岁那年，他和24名同志一起永远沉入了长江……”赵唤民从小与父亲聚少离多，后来懂事了才知道父亲是一名革命工作者。谈起父亲，他感慨良多。
        日本侵略者对《新华日报》又怕又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了《新华日报》。在汉口出刊的十多个月中，它本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最高任务，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因此，成为了日本侵略者最怕的媒体。
        李鉴秋原本是南京青年印刷所排字房领班，淞沪抗战爆发后，敌机整天不断轰炸南京，致使店里无法正常营业，他回到了家乡武汉。时值《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诞生，他成为其中的一名普通排字工。
        《新华日报》筹备阶段，就深知建立自己印刷厂的重要性。但由于处在战争时期，无法一次性购置较完整的印刷设备，仅买到了一个小印刷厂，再补充一些器材，以保证完成每天对开四版的排印任务。
        李鉴秋到《新华日报》后，报馆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捣乱。不但对他们大打出手，还捣毁了报馆的机器，企图降低《新华日报》的威信。李鉴秋作为排字工人，和编辑一起反检查，和发行人员一起反封锁。在他和大批员工的努力下，国民党的希望落空了，读《新华日报》的人越来越多。
        那段时间里，李鉴秋和报社同仁，为了保护报纸不被封锁，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各种斗争。李鉴秋知道自己的岗位很平凡、职位很低，但深感报纸的政治意义，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可以让广大人民看到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呼声。
        《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共九个月。1938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军进逼武汉，于是撤退到重庆。李鉴秋是《新华日报》最后一批撤离武汉的同志。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撤退前，李鉴秋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因此，同日、同一期号、不同内容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模范排字工要求“零差错”
        “争取七点钟出版”，这是当时《新华日报》董事会及管理委员会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要求。在这一号召之下，全体同志都以最大的热忱来使之实现……
        “要使报出得早，我们排字房的工友，应该尽最大的努力，督促编辑部工作同志脱稿时间提前，这是最最重要的。”李鉴秋对同事说：“我们排字房的同志要把提早出版看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要当作自己的事一样，才能做得好，才能达到‘七点钟出版’的目的。”李鉴秋过去的同事林肖硖这样回忆他，“这是李鉴秋同志在武汉工作时，给予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在《新华日报》董事会及管理委员会领导和全报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报纸终于达到了“七点出版”的要求，并还有所提前。当时，李鉴秋非常高兴地说：“只要我们继续不断地求进步，在工作中学习，出版时间还可以提早。”果然，在最后一个时期中，一部分同志撤离武汉，工作人员虽减少了，但他们不仅能保持“七点钟出版”，甚至在六点半最早到五点五十分出版。
        李鉴秋还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为了自己钟爱的这份事业，努力地校对，生怕出现一处差错。当时，由于部分编辑缺乏编排报纸的经验，对稿件的取舍不当，每日发排的稿件中，拼版后剩下的稿件较多。有时由于事先计划不周，排好了的版又要重排，加大了李鉴秋的工作量。他不得不反复进行排字、校对工作。李鉴秋却从无怨言，而且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深受大家好评。
        “新升隆”轮遭四架敌机疯狂轰炸
        1938年10月，日军从水上和陆地三面包围了武汉，空中每天有飞机盘旋、轰炸，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武汉会战”后的10月19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馆，除剩下少数人坚持到25日撤退外，其余工作人员均撤往宜昌、重庆。10月22日，两单位大部分工作人员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等人的带领下，携带报馆器材与另外50余名逃难的群众乘坐“新升隆”轮前往宜昌。
        临走前，李鉴秋提出回趟家：“我得回家去看一次，吩咐家人一下，我好安心地随报馆走！”
        在他离开报馆的当天晚上，大家就接到了要求大部分工作人员先行撤退赴宜昌的命令。第二天下午，李鉴秋才从家里赶来，一看大家都走了，他急得不可开交。赶忙收拾行李，跟几个一起专程等候他的同志搭乘“新升隆”轮。
        轮船溯江而上，李鉴秋他们在轮船上以饱满的热情教乘客们唱抗日歌曲、讲述抗日斗争的故事。“我们要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歌声激荡着浩瀚的长江……
        10月23日早晨9时许，该轮抵达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现属洪湖市）。由于日军封锁长江江面，不时地对过往船只进行攻击，而且时间又通常是在上午8时至下午3时之间，所以“新升隆”轮抵达燕子窝后，李克农、王炳南、潘梓年等负责人研究决定停船，除少数人坚守在船上值班外，其余人员全部上岸，有的到附近村子隐蔽，有的分头到邻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下午3时许，人们未见到日军的飞机，便按照约定的时间陆续回到船上。正在轮船生火、准备启航的时候，空中突然响起了飞机声，4架敌机从东边上空飞过“新升隆”轮上空，接着又折回来，向“新升隆”轮投下炸弹，炸中船头，“新升隆”轮前舱被炸塌了，当场死伤数人。
        接着，敌机俯冲投弹轰炸，“新升隆”轮顿时燃起熊熊大火，船上的乘客纷纷跳入江中。轰炸持续半小时之久，敌机除了投弹外，还用机枪扫射四处逃生的人群，一些人负了伤，拼命挣扎跳入江中，奋力向岸上游去。
        来回俯冲的敌机又用机枪扫射跳入江中逃生的人群，刚刚快要泅到岸上的人又被机枪击中。江上血肉横飞，浓烟滚滚，浑浊的江水一下子变成了黑红色。
        李鉴秋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共二十五人在这次惨案中殉难。
        1938年12月5日，《新华日报》追悼李鉴秋等这些烈士，誓言“血债都要以血来还”。
        找回失散已四十多年的牵绊
        李鉴秋牺牲时，赵唤民只有6岁。在他的印象中，和父亲聚少离多，很少在家里看到他。但听周围的人说，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别人都喊他‘傲子’（很能干的人），家里各种工具都有，说明他平时喜欢自己动手，母亲告诉我他还会打毛衣”。
        李鉴秋撤离武汉时，让妻子带着赵唤民，随外祖父在汉阳县乡下寄居。几个月后，妻子突然接到一封信，得知丈夫所乘轮船在嘉鱼遭到疯狂轰炸，已牺牲。
        于是，她带着儿子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全家共七口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在餐馆做工的外祖父一人身上。不久，他们搬回了武汉。
        赵唤民9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了继父。为了生计，一家三口在民生路一带摆了个香烟摊。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生父的事，赵唤民也不敢触动母亲内心的隐痛。直到成年后，他才从舅父和姓李的远房亲戚口中知道父亲名叫李鉴秋。
        一次，赵唤民看到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编辑部编写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中，提到了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成立，且有当年“新升隆”轮在嘉鱼被炸等内容。他发现，这些均与父亲牺牲的情况相符。于是他便给北京《新华日报》社写信，请求协助查询此事。
        “求助您帮助我，一个与生身父亲离散了近四十年的人，了解生父的情况，我衷心期待着由于您的帮助，或许能够达到这一终身愿望……”
        经过一番查询，赵唤民终于确定了烈士李鉴秋正是自己的生父。一段失散了多年的父子关系，最终得以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