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武汉文博事业的奠基人—张靖琳

摘要：在武汉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程中，有一些默默的耕耘者，为了武汉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张靖琳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文作者以亲历者回忆的方式，匀勒出张靖琳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武汉文博工作方面的片段画面，抚今思昔，旨在通过追寻武汉文博工作先行者的足迹，唤起今天的文博人献身文博事业的意识，为武汉“文化五城”之“博物馆之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3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张靖琳同志的小女儿金小林的电话，说是她们三姐妹打算为其父母（金本富与张靖琳）编纂一本纪念文集，问我能否结合其母生前在武汉市文物系统工作期间的有关情况写篇回忆性文章。听了她的叙述后，我深表赞同，因为能为这一对建国前夕在武汉领导青年学生运动的革命伉俪出一本纪念文集，这不仅是做子女的对父辈的孝道和怀念，也为后人提供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张靖琳同志1979年至1983年主持武汉市文物系统全面工作期间，我在她的领导下做了些许工作，现尽我所知记述其中的几个片段，既表达我对她的尊敬，也为武汉市文博事业的承前启后、发展壮大提供一些史料。

一

1979年5月2日，我从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调到刚刚组建的武汉市文物管理处工作，张靖琳同志时任中共武汉市文物管理处党组书记、处长。报到伊始，张靖琳同志就找我谈话，欢迎我从市委机关调到文物处工作。她向我介绍了新成立的市文物管理处是主管全市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市级机构，之所以设立这个机构，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武汉市的文物工作如同全国的文物工作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武汉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特大城市，必须加强包括文物博物馆在内的文化建设。她语重心长地说：“刚刚成立的市文物管理处专业人才缺乏，你有心到文物系统工作，首先必须对全市的文物博物馆情况有所了解。”当我向她汇报了我很早就对武汉的地方革命史、中共党史感兴趣，才要求调到文物管理处工作，并希望能到革命文物科工作时，她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市文物管理处内设办公室、总务科、革命文物科和历史文物科。办公室为综合部门，是党政合一的办公室，总务科负责财务、后勤、保卫方面的工作，革命文物科负责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方面的革命文物工作，历史文物科则负责武汉地区有史以来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物工作。

谈话中，我了解到张靖琳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前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两度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对中国历史和武汉历史是很了解的。由此，我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感到在这样懂行的领导下干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在后来的工作中，充分印证了张靖琳同志是一位既懂业务又十分注重培养专业人才的好领导。

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不少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对武汉文物博物馆工作不是很了解。针对这一状况，张靖琳同志安排机关干部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学习武汉文博知识、中共党史、革命史等专业知识，以讲座的形式进行，通过培训，使我们对武汉的历史、地方党史、革命斗争史和文物博物馆情况都有了基本了解，初步掌握了文博专业方面所应具备的知识。

在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期间，张靖琳同志于1979年6月，亲自率领市文物管理处机关干部和部分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对武汉三镇的文物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在武昌地区主要看了宝通寺、长春观、卓刀泉和农讲所旧址，在汉阳重点看了归元寺、古琴台（图一），在汉口则到了球场路“六大堆”（辛亥烈士墓地）和二七纪念馆。当时，武汉地区能看到的就是这些文物单位。通过这次实地察看，我们亲眼目睹了武汉的文物现状，感到武汉地区的文物资源实在少得可怜，这与武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

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浩劫后，武汉的文物资源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显然，我们看的地方极其有限，根本不能涵盖全市的总体面貌，亟需对武汉市域范围内的文物资源进行一次全面普查。从1981年起，张靖琳同志组织市区文物干部开展了旨在摸清全市文物资源底细的文物普查工作（与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相衔接）。经过四年的努力，对经过“文革”破坏后的武汉文物家底有了清晰的了解，并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物资源。为此，市文物管理处向市人民政府申报将一批重要的文物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3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3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959年公布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再次公布的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达61处，加上此前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武汉市域内的3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务院分别于1961年、1982年公布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八七会议会址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共有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95处，这在当时的全国同类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

为了使武汉市的文物资源——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馆藏文物和流散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张靖琳同志的主持下，市文物管理处于1980年着手市级文物法规的制订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1982年8月26日，一部参照国家和少数几个省级政府已制订出台的文物法律法规，结合武汉市文物工作实际的《武汉市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获得武汉市第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部地方文物法规的公布实施，使武汉地区各级各类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步人法制的轨道，并尽力做到了依法保护管理文物。《武汉市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是当时全国省级政府以下所有地方政府中最早制订的地方性的文物法规，可见张靖琳同志领导下的市文物管理处的远见和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高度重视。

二

张靖琳同志十分重视辛亥革命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70周年的前一年向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示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对武汉三镇的辛亥革命旧址遗迹进行抢救性维修，并建议以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修建一座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建筑物。市政府批准了这一计划，决定在武昌适当地带修建一座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同时对濒临坍塌的武昌起义门进行抢救性修复，对分布在武汉三镇的辛亥革命遗迹、辛亥革命烈士墓、名人墓地进行修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最终选址在武昌蛇山南坡的首义公园（面向武昌起义门，毗邻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于1981年10月10日建成。碑高11米，麻石砌成，碑身正面镌刻着叶剑英元帅题写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十一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两侧饰稻穗，碑刻有著名史学家章开沉先生撰写的记叙武昌首义经过的碑文。纪念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庄严肃穆，由此，“首义之城”有了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专题性纪念碑，这是武汉人民对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先贤志士“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的崇高敬意和深情表达。

修复武昌起义门旧址是张靖琳同志组织市文物管理处做的又一件大事。因历史原因，至解放初期武昌起义门已基本坍塌，仅留下一个残破不全的城门洞。为了保护好这一辛亥革命旧址，张靖琳同志组织文物专业人员调查、搜集了起义门──原武昌城中和门的历史资料，包括该旧址清代的照片，特别是1911年10月10日起义军攻人中和门时的历史照片。为慎重起见，同时聘请中南设计院的高级设计师向欣然先生到现场勘测旧址，对照历史照片和相关资料制订起义门修复设计方案，经多次修改后予以实施。起义门修复工程所需经费是张靖琳同志向分管城建工作的王杰副市长争取到的（从市城建经费中列支）。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施工，一座按1911年原貌复原的起义门于198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建成并对外开放。修复后的起义门（图二）高7.1米，宽5米，城楼高11.3米。城门下方有长方形石匾，上刻叶剑英元帅所书“起义门”三个金色大字。起义门城楼两侧是高大厚实的带箭垛的长方形大灰砖贴面，内以钢筋混凝土浇筑城墙。整个建筑庄重雄伟，蔚为壮观，这也是古老的武昌城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城门。

在这次修复辛亥革命文物中还有一个重大突破，那就是在修复汉口、汉阳、武昌三地的数座辛亥革命烈士名人墓时，复建了“文革”中被红卫兵炸毁的先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墓。在此时期复建黎元洪墓是有风险的，因为此时史学家对黎氏的评价还是相当不利的。当时全国政协转来黎元洪之子以全国政协委员名义提交的恢复黎元洪墓的提案，经由湖北省政协、武汉市政协转到市文物管理处后，在要不要复建黎元洪墓这个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张靖琳同志充分听取了各方面专家意见，特别是健在的辛亥革命老人的意见后，本着尊重历史史实的原则，拍板决定了黎墓的复建工程，并于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落成。虽然修建得比较简陋，但终归还原了一段历史，也为此后黎墓的三次扩建、修葺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1984年、2000年和2011年的不断扩建，才有了现在占地12亩，由陵寝、照壁、黎公亭、景观长廊和瞻仰祭奠广场组成的黎元洪墓园区。

三

从1979年到1983年，在张靖琳同志担任市文物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期间，还特别注重武汉博物馆的建设。为了武汉博物馆工程尽快上马，她多次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建设武汉博物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筹建武汉博物馆，当时市政府曾有多个方案：如利用武汉图书馆建新馆，而将老馆—原盐业银行大楼改作博物馆；如在新建成的建设大道鱿子湖附近或黄浦路附近选址建设新馆等。张靖琳同志多次亲自带队到这些地方实地踏勘，并拿出初步预算。在划地建新馆的方案因规划地块面积过小、投资过大被迫放弃后，市领导又决定利用武汉图书馆老馆（盐业银行大楼）改建为武汉博物馆（此方案的实施步骤是待建设大道北侧的武汉图书馆新馆落成后，腾出的老馆交由市文物管理处改建为武汉博物馆）。为保证该项目上马，张靖琳同志专门向时任武汉市市长黎智作了详细汇报，建议将建设武汉博物馆一事写进198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由黎智市长在当年的市人大会议上予以公布。

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方案未能实施，但却将建设武汉博物馆的紧迫性、重要性进行了宣传造势。为了促成武汉博物馆建设尽快上马，市文物管理处向市委、市政府打报告，申请成立武汉博物馆筹建机构。1983年7月16日，市党政机构改革办公室（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前身）批准成立武汉市博物馆筹建处，作为武汉博物馆建设的专门工作班子。武汉博物馆馆舍虽然迟至2001年才在汉口后襄河公园一侧建成，但张靖琳同志任职期间为此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她为武汉博物馆的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1983年，张靖琳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因年龄的原因，张靖琳与于肃、王德卿、李子仪三位副处长同期都退下来，继任者为张兆德、张志善、郑自来）后（图三），仍不忘武汉博物馆的建设。1984年武汉博物馆筹建处在武昌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办公后，她还亲自给自己当年的复旦大学老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后升任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写信，请他亲笔题写了“武汉博物馆”馆名（图四）。

四

张靖琳同志在担任市文物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期间，还特别注重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文物资料的搜集、黄鹤楼重建、武汉文物志编纂以及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工作。

1979年9月，张靖琳同志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八七会议的相关历史档案史料。当时中央档案馆对档案查阅的管理十分严格，须经由湖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报告获批准后，才能派具有中共党籍的专业人员前往查阅。我有幸被选派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八七会议的所有档案史料，并争取到复制八七会议记录稿原件的首页，供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对外展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八七会议展览的史料价值。当时，我是武汉市第一个进人中央档案馆查阅八七会议档案史料的专业人员。

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做好八七会议展览，1980年前后，张靖琳同志经过周密计划，安排几位当年八七会议参加者到八七会议会址现场勘察，回忆当年会议情况。1980年3月22日，她和相关专业人员接待了八七会议主持人李维汉，并请李维汉在现场座谈了许多重要史实（图五）。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同志到八七会议会址现场视察工作，张靖琳同志有幸代表文物部门在现场迎候邓小平同志的到来，并组织专业人员向邓小平同志请教了八七会议的一些重要问题（图六）。 1979年11月间，她还让我们将刚刚获得公民权的郑超麟（八七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从上海接到武汉，实地勘察八七会议会址等革命旧址，回忆了1927年武汉地区一些革命旧址和重大事件的史料，正是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获取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物史料。作为抗战时期即参加革命的张靖琳同志，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有着特殊的感情。1985底她离休后，每年的8月7日，她都要到八七会议会址参观学习，指导纪念馆工作。

黄鹤楼重建工程，也是在张靖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于1980年代启动的。当时在市文物处设立有重建黄鹤楼办公室，具体负责黄鹤楼重建工作，市文物处历史文物科和重建黄鹤楼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展重建工作，委托多家设计单位拿出初步设计方案，在进行反复修改论证后，上报到国家文物局，请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进行评审并获认可。眼看重建工程将动工，在向韩宁夫省长汇报时，韩省长指示黄鹤楼交园林部门管理。后来，黄鹤楼重建工程是由市园林局主持的，但市文物处为黄鹤楼重建工程所做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武汉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文物志——《武汉文物志》的编撰工作，也是在张靖琳同志领导下于1980年启动的。该书历经十载，经10余位文博专业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于1990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武汉文物志》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武汉市文博事业自1840年至1985年的历史全貌，是大型志书《武汉市志》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张靖琳同志还组织实施了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五大会址等文物建筑的修复工程，并谋划发起了晴川阁、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南洋大楼）等重大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为加强武汉市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和利用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张靖琳同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人新的历史时期时，于1979年3月受命组建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主持武汉市的文博工作的。在她近五年的任职期间，为武汉文物博物馆工作的拨乱反正、发展复兴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性工作，为今日武汉文博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成绩和贡献有目共睹，堪称新时期武汉文博事业的奠基人。
摘自《武汉文博》2014年第二期